煤和電，作為現代城市運行的動力之源，在見證偉大巨變的喜悅之時，也承受著環境污染的痛苦呻吟。在一座座礦山、一座座高爐將山西的經濟推上金字塔尖同時，也為這個省帶來了大氣污染、環境壓力等諸多問題。

事實上，在超低排放還未被定義為“超低排放”的時候，山西省就開始了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工作的探索。

“我們要把黑色的煤炭還原成綠色的資源，把高碳的資源轉變成低碳的財富?！?014年初，山西省省長李小鵬關注到浙江的煤電超低排放試點，他指示該省發展改革委、環保廳要關注此事，充分調研論證，借鑒先進經驗，加強燃煤發電機組超低排放的頂層設計。

2014年5月，山西省啟動了燃煤發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相關工作。在省內深入調研，廣泛征求意見，同時環保、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及相關企業、科研單位組成考察組，赴浙江等地進行考察，形成《關于對浙江省燃煤機組煙氣超低排放技術的考察報告》，并有針對性地搜集了其他省份燃煤機組超低排放的開展情況。

經總結認為，華東地區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效果顯著，但山西省不能照搬華東做法，一是因為山西省外送優質煤炭資源，省內利用的卻是高硫分、高灰分或低熱值煤；二是因為超低排放一事看似是技術問題實則是經濟問題。當電廠加大投入進行改造，提升發電成本后，利潤空間收窄，可能會導致虧損。

綜上，當時調研組總體的傾向性意見是：山西未必能搞超低排放。

“要真正革除弊端，就意味著山西要‘動奶酪’，要自己‘割肉’，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山西省發展改革委能源處處長崔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但山西省政府認為，成本、投入、利潤不能和山西省的碧水藍天及生態環保相提并論，為了大氣污染防治、為了山西省的環境改善，一切困難都要克服。

在充分借鑒兄弟省份先進經驗、反復進行論證的基礎上，山西省于2014年8月出臺了《關于推進全省燃煤發電機組超低排放的實施意見》，并于2015年初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全省燃煤發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的通知》，對相關政策進行了調整。

記者拿到的這兩份文件顯示，山西省把單機30萬千瓦及以上機組作為超低排放改造政策的執行主體，并根據不同機組的技術條件和實際需要明確了兩個執行標準：一是常規燃煤發電機組達到或超過天然氣燃氣輪機組排放標準。氮氧化物50毫克/標準立方米、二氧化硫35毫克/標準立方米、煙塵5毫克/標準立方米；二是低熱值煤發電機組達到或基本達到天然氣燃氣輪機組排放標準，氮氧化物50毫克/標準立方米、二氧化硫35毫克/標準立方米、煙塵10毫克/標準立方米。

山西省超低排放的總體目標是，到2017年，全省單機30萬千瓦及以上常規燃煤、低熱值煤發電機組大氣主要污染物排放確保達到超低排放標準。屆時，該省火電機組排放的二氧化硫將在2014年基礎上削減70%，煙塵削減70%、氮氧化物削減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