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階段包括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進程，在不同階段，因經濟增速、產業結構與技術進步方面的差異，控制工業碳排放的難度也不盡相同。從發達國家的規律看，過早或過晚控制碳排放，都不利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只有接近或進入工業化后期，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現時，因勢利導，適時地開展工業碳排放峰值管理，才能真正保障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五”和“十一五”期間，我國重化工業占比快速提升，工業碳排放快速增加，峰值不會在這一時期出現。“十二五”后期，我國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服務業占比開始超過工業，人均GDP水平達到8000美元，進入工業化后期，突出特點是：消費結構升級，鋼鐵、水泥等高碳排放產品的需求減緩，高端工業品、服務和綠色環境的需求增強，工業供給側面臨結構性改革。因此，碳排放峰值將要出現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因勢利導、實施碳排放峰值管理的契機出現。

煤炭是我國工業的主要燃料和原料，其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直接決定了工業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量的多少：占比大，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量就高；占比小，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量就低。長期以來，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比接近70%，成為我國工業碳排放水平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近些年，雖然天然氣和新能源快速發展使得煤炭占比開始下降，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客觀上決定了我國工業碳排放水平由高向低轉變需要一個過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從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看，東部較西部發達，南方較北方發達；低端傳統制造業和重化工業比重大，高端先進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比重小。從區域看，發達地區更有條件和能力控制碳排放，這也決定了我國工業碳排放達峰的方式適宜采用部分區域率先達峰、其他區域相繼達峰、分區域逐步實現的模式。從行業看，鋼鐵、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電力等高碳排放行業占比高、總量大，必須重點控制，這也決定了碳排放達峰方式適宜分行業逐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