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美國在氣候合作與可持續金融領域的一系列“退群”行為，如退出《巴黎協定》、退出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辭任二十國集團（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共同主席等，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前景的擔憂。然而，筆者認為，從政府資金的角度來看，美國“退群”對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的實際影響較為有限，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完全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在制定標準、強化披露、提升碳市場功能、提供增信和能力建設等領域加倍努力，更為有效地動員社會（私人）資金參與可持續投資來應對全球面臨的氣候挑戰。

美國聯邦資金退出對全球可持續投資的影響有限

據筆者粗略估計，以綠色與可持續項目投資為邊界（不包括二級市場對綠色證券和基金類產品的投資），目前實際發生的全球可持續投資總規模已達每年約3萬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綠色投資約為每年1.2萬億美元。這些投資絕大部分來自社會（私人）資金，而非政府財政資金。根據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的報告，到2030年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推進可持續發展所需的投資規模在每年4萬億～6萬億美元。

從全球可持續投資的資金構成來看，政府財政資金所占比例相對較小，僅在10%左右。2022年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支持可持續投資的政府撥款約為500億美元（包括給清潔能源、電動車、碳捕捉和其他氣候項目的投資、研發經費與補貼），占美國全部私人部門年度可持續投資估計數（約1萬億美元）的5%。從國際援助角度來看，近年來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動員的氣候資金（包括發達國家政府提供的資金）不到1000億美元，占全球可持續投資的需求量不到2%。在這1000億美元中，美國的貢獻占比不到10%，換句話說，美國聯邦政府支持他國的氣候資金占全球可持續投資的總需求不到0.2%。這意味著美國聯邦政府減少氣候方面的投資并不會從根本上動搖全球可持續金融的資金根基；即使美國向各類國際組織和氣候基金提供的資金降至零，對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實質影響也是有限的。

當然，美國氣候政策的反轉對全球氣候投資的影響不僅表現為聯邦政府撤資，還表現為一些私人部門（如美國金融機構）在該領域的信心受到打擊，部分體現在這些金融機構迫于壓力退出格拉斯哥凈零金融聯盟（GFANZ）等國際倡議，某些金融機構開始在網上撤下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承諾。鑒于此，一些金融從業人員開始擔心未來可持續金融市場的發展前景。事實上，可持續金融發展的真正動力并不來自某些機構的宣誓或表態，而是綠色低碳經濟發展給許多國家產業、企業和就業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和實實在在的利益。以中國為例，近年來以新能源、電動車為代表的綠色產業的增長已經貢獻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50%，在產生環境和氣候效益的同時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技術創新和就業機會也為金融服務提供了更大的業務發展和利潤空間。這些機遇同樣會青睞愿意投身于綠色低碳發展的其他國家、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

因此，只要全球其他國家和政府、主要金融機構、美國的非政府機構共同努力，更加積極、創新地動員私人資金參與氣候減緩、氣候適應等可持續投資，完全可以對沖美國“退群”帶來的影響。

國際社會應合作推進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

在美國“退群”的背景下，G20主要成員、某些聯合國機構和金磚國家應該體現更強的領導力，主動承擔起發起議題、識別瓶頸、提出解決方案、提供全球協調功能等“國際公共產品”的作用。下文討論幾個具體領域，并重點強調中國在這些領域可以發揮的積極作用。

提升國際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的兼容性與一致性

建立有兼容性的可持續金融標準是促進綠色資本跨境流動、幫助全球尤其是南方國家開展綠色融資的關鍵之一。2020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提議下，中國和歐盟牽頭發起了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IPSF）下的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工作組，開始編制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旨在提升國際可持續金融標準的可比性、兼容性與一致性。工作組在2022年發布了中歐共同分類目錄（CGT），其中包含了中歐共同認可的72項氣候相關可持續經濟活動。CGT發布后，幾乎所有的中國金融機構都用CGT貼標在境外開展綠色融資，這有力地證明了CGT對促進跨境綠色投資的有效性。2024年11月，工作組又推出了由中國、歐盟和新加坡共同編制的多邊共同分類目錄（MCGT）。MCGT包括了110項三方共同認可的可持續經濟活動，有望成為更多國家和地區編制與修訂其分類目錄的基準，并成為更多國家和地區開展跨境綠色投融資的貼標工具。

下一階段，工作組應該進一步擴大參與編制MCGT的國家群體，爭取將巴西、印度尼西亞、南非、澳大利亞等納入MCGT未來版本的發起國。中國作為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工作組的倡導者以及CGT的主要受益者，有義務也有能力說服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MCGT，共同將MCGT打造成更具權威性和普適性的國際可持續金融定義基準，為促進綠色資本跨境流動，尤其是為全球南方國家獲得國際綠色融資提供有力支持。

促成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低成本落地

構建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的另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逐步統一各國可持續披露的標準與規范。各國制定一套互相不兼容、不認可的披露準則會阻礙氣候與可持續資金在不同市場之間的流動，尤其會加大南方國家和中小企業開展綠色融資的難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21年和2023年，G20和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對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分別表示了明確支持，為ISSB編制的可持續披露準則成為全球基準提供了強大助力。到目前為止，ISSB準則已經被包括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接納，有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頒布了相關法律法規。

許多國家雖然表示了對ISSB準則的原則性認可，但是對于何時出臺強制性披露的相關要求顯得十分猶豫。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的參與者（如企業和銀行）普遍表示實施ISSB準則的難度大、成本高。在沒有數字技術幫助的情況下，一個中國的中型上市公司按ISSB準則編制披露報告的成本可能在50萬～100萬元人民幣，在其他國家的成本可能會更高。如果能夠運用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技術整合全球碳排放因子庫、強化能力建設等工作，大幅降低數據采集、計量、報告成本，并與金融機構有效對接，就有望說服更多的國家參照ISSB準則盡快推出強制性披露要求，從而建立全球兼容的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為發展以氣候信息為基礎的可持續金融服務（如與碳強度掛鉤的貸款和債券等）提供保障。依托人工智能領域的人才優勢，借鑒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良好實踐，中國可以大幅降低可持續信息披露成本并賦能可持續金融發展。中國有關部門可以有意識地重點支持和鼓勵這方面的創新。這些創新不但能解決中國如何落地ISSB準則的問題，更能為全球南方國家大規模推廣ISSB準則提供技術支撐。

提升全球自愿碳市場的兼容性和互聯互通水平

自愿碳市場作為可持續金融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工具，可以在為全球碳減排提供激勵機制和融資能力方面發揮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全球統一的標準，加之一些市場在運行中缺乏規范性與透明度，近年來出現了多起碳信用領域“洗綠”事件，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自愿碳市場的交易量因此大幅萎縮。自愿碳市場的萎縮也減少了許多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碳減排項目的資金來源。此外，自愿碳市場還面臨著跨境交易中是否及如何進行國家自主貢獻（NDC）的相應調整、市場參與者能力缺失，以及項目開發與碳排放監測、報告和核查（MRV）成本過高等問題。要促成全球自愿碳市場的高質量、規模化發展，首先必須提供一個全球的公共產品，即多數國家和市場認可的全球自愿碳市場標準的統一基準。

在自愿碳市場基準方面，自愿碳市場誠信委員會（ICVCM）致力于編制適用于全球的自愿碳市場國際準則，于2023年正式推出核心碳原則（CCP），并已成功說服私人部門牽頭的主要自愿碳市場標準[如黃金標準（GS）、自愿碳標準（VCS）等]采納CCP，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些市場標準的兼容。但是，作為一個私人部門發起的非政府組織，ICVCM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說服數十個國家中由政府發起的自愿碳市場采納CCP。筆者認為，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和相關的聯合國成員機構應該積極考慮對CCP表示明確支持，幫助和促成CCP成為全球自愿碳市場（尤其是政府發起的自愿碳市場）標準的基準，并促成在《巴黎協定》第6.4條規則中明確將CCP作為簽發第6.4條減排量標準的基礎，這樣才能實現私人部門發起的自愿碳市場、政府發起的自愿碳市場和國際自愿碳市場（尤其是在第6.4條規則下）的互聯互通。鑒于中國在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中的領導地位和與ICVCM的良好合作關系，中國可以在推進全球自愿碳市場標準一致化和互聯互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提升氣候適應項目和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的可融資性

最近，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和可持續金融領域專家開始討論氣候適應項目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的融資問題。這兩個領域也都是全球南方國家非常關注的內容。比如，非洲是受氣候變化物理風險影響最大的地區，干旱等危機可能帶來糧食的大面積減產、饑荒和地區生產總值的顯著下降。因此，氣候適應項目的融資對非洲來說或許比氣候減緩項目的融資更為重要。此外，巴西等對保護亞馬遜地區的森林和生物多樣性也日益重視。

據估計，全球氣候適應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融資需求將達每年萬億美元，但資金缺口達80%～90%。大部分氣候適應和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融不到資金的最大瓶頸是項目沒有穩定的正現金流甚至完全沒有營業收入，這些項目是不可融資的項目。打破瓶頸的辦法是優化“項目設計”，使得原來不可融資的項目成為可融資的項目。

在提高項目的可融資性方面，中國有不少經驗可以分享。比如，可以把海綿城市項目中的排水系統與供水項目綁定，用“賣水”收入支持該項目涉及的氣候適應功能；在設計高鐵項目時，充分考慮極端氣候的影響，以高鐵車票的收入來支持該項目涉及的氣候適應功能；在沙漠治理項目中引入光伏發電、畜牧養殖、中草藥種植等有經濟效益的子項目，以這些子項目收入來支持治沙等生態修復功能；在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的周邊開發生態旅游項目和生態養殖項目，增加項目業主和當地居民收入。自2020年以來，中國生態環境部已經向金融機構推薦了166個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EOD）項目，這些項目大多兼有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同時，這些項目有較為先進的理念，使用了創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滿足了市場需求。應該通過與各類國際組織和推廣可持續投資的國際平臺合作，讓這些良好實踐得到有效傳播，讓世界各國都能受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多數氣候適應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使用的技術和商業模式還不成熟，項目面臨的信用風險較高，這也加劇了融資成本高、難度大的問題。鑒于此，中國、歐洲、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等有能力和意愿的國家與地區可以深度研究、共同發起綠色擔保基金，為全球南方國家可融資的氣候適應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提供增信服務，降低這些項目的融資成本，吸引更多私人資金參與，提高項目成功率。綠色擔保基金可以由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來管理，也可以設在綠色氣候基金或全球環境基金之下作為子基金。參考世界銀行集團旗下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的經驗，一個具有良好運行機制的綠色擔保基金完全可以實現財務可持續，并可為投資于該基金的國家提供合理的回報。

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下促成綠色貿易與投資安排

美國政府在退出《巴黎協定》、減少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同時，也在大幅提高對其他國家的關稅，全球經濟增長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因此受到嚴重威脅。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和其他認同自由貿易的國家應該以更加創新的思路來維護國際自由貿易格局，同時爭取將自由貿易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有機地結合起來。筆者認為，應該將區域綠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作為“志同道合”國家之間開展多邊合作的一個重點，這種合作也將為可持續金融發展提供重要的實體經濟支撐。

所謂綠色貿易政策，即在一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中，針對綠色產品和服務，以更快的速度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關于綠色產品和服務的界定標準，筆者建議使用一個覆蓋面較廣的定義，這個定義下的綠色產品和服務既包括傳統的“環保產品”（如用于污染治理的設備、綠色能源和節能設備等），也包括產生環境效益的服務（如環保檢測、綠色認證、綠色建筑設計、綠色金融、ESG信息披露等），還包括各種低碳產品與服務（如低碳鋼鐵、低碳水泥、低碳化工產品、低碳農產品、低碳紡織品、低碳船運和低碳航空服務等）。關于降低貿易壁壘，不僅應包括降低關稅，還應該包括降低多種非關稅壁壘，例如，通過統一自由貿易區內綠色產品和服務的認定標準、數據格式、認證方式等降低跨境貿易成本。

筆者牽頭的研究團隊運用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對在RCEP的15個成員國范圍內實施綠色貿易政策的效果進行了初步模擬和估算，研究發現只要有適當的政策設計，綠色貿易政策不僅可以加速區域內所有國家的低碳化進程，還可以使所有國家在經濟上受益。這表明應對氣候變化與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完全有可能是一致的，綠色自由貿易政策就是“一石二鳥”的政策選擇。此外，還應該重視在RCEP綠色自由貿易安排中體現促進綠色投資的措施，使更多的東盟國家可以受益于來自中國、日本、韓國等的投資和技術轉讓，讓一部分綠色產業供應鏈布局到東南亞，以進一步促進當地的就業增加和制造業發展。

綠色貿易與投資安排可以在實體經濟層面創造更多的綠色產業發展機遇、更多“可融資的”綠色與可持續投資項目，從而為可持續金融的發展提供更大動力。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有實力也有義務承擔起組織這個議題的討論和推動其落地的責任。

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能力建設服務

過去十年間，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的規模增加了約十倍，但大部分成規模的綠色投資項目都發生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和中國，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金融市場發展嚴重滯后，這使得其無法在本地金融體系中獲得足夠的綠色資金，導致其綠色項目面臨嚴重的資金缺口。比如，東南亞地區的新能源投資缺口達80%，非洲地區的新能源投資缺口高達90%。導致發展中國家可持續金融體系建設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政策與標準體系建設、綠色金融產品開發、綠色項目設計等方面的能力缺失。強化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已成為國際共識。2023年，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提出的《技術援助行動計劃》（TAAP）呼吁各國和各類機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更協調的能力建設服務，助力其構建綠色金融和可持續金融體系。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于2023年牽頭發起的可持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CASI）旨在系統性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持續投資方面的培訓和技術援助服務。自2023年在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正式啟動以來，CASI的成員機構（包括發起機構、知識伙伴和傳播伙伴）已經擴大到67家，CASI團隊在巴西、南非、東亞、中亞、中東等地開展了一系列能力建設服務，已為來自全球近70個國家和地區的5400多人提供了可持續金融培訓，并開發了線上學習平臺和相應課程。培訓內容涵蓋可持續金融標準、可持續信息披露、綠色金融產品、氣候風險分析、碳市場、轉型金融、政策激勵等多個核心領域，采用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多元化教學模式，并開發了多語種、覆蓋十多個議題的線上課程。截至2025年3月末，已有來自36個國家和地區的學員在線上平臺注冊學習。CASI還制定了有雄心的長期目標，預計在2030年之前將為全球10萬人提供可持續金融培訓。

中國綠色金融市場發展迅速、成效顯著，有力地支持了綠色產業（包括新能源、電動車、污水處理、固廢處理等）的發展。基于此，中國可以在綠色金融領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符合其國情且行之有效的實操經驗。此外，中國主動發起和深度參與了許多國際多雙邊綠色金融合作機制，提供了多項國際“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國際社會樹立了良好的口碑，并與合作伙伴建立了互信關系。未來，中國應該進一步發揮這些優勢，聯合更多志同道合的國際組織、金融機構、研究機構和公益組織，共同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能力建設服務，并將這項工作納入國家對外援助。除了CASI已經開展的可持續金融培訓，中國在其他氣候相關領域（如綠色能源政策、碳中和園區、綠色科技賦能等）還可以與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合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賦能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