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有法律法規對流域管理有一定授權，但在實際工作中，涉及跨省的、需要流域層面協調的事項很難推進。”不少與會代表一致認為，各地政府“各管一段”的做法，面對流動的水有些“力不從心”。

“沿長江的220多個城市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都排入長江，但污染治理上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沿江各地開發的時候也都從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發，很少從長江水生態環境的系統性保護來考慮。另外長江上、中、下游地區經濟發展的階段不一樣，環境保護要求也就存在差異性。比如江蘇已經進入城市化中后期，如果拿相應的環保標準去要求上游地區，上游地區是做不到的。”江蘇省人大環資委的有關代表認為，當前流域管理主要面臨3對矛盾，一是在水污染的流動性與環境污染防治的行政分割性之間，二是在局部開發的盲目性與流域生態保護的整體性之間，三是在區域發展的階段性與環境保護的協同性之間。他認為，這3對矛盾只有通過國家層面統一立法才能破除。

重慶市人大城建環保委主任委員張遠林提出：“新《環保法》第20條規定，國家建立跨行政區域的重點區域、流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聯合防治協調機制，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測、統一的防治措施。在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中，應細化‘四個統一’的要求。”

車黎明在談到吉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時坦言，受資金短缺影響，部分重點治污工程未能如期開工建設。據了解，吉林省“十二五”期間加大了重點流域水污染工程建設力度，規劃總投資達171億元，目前國家到位資金為11億元，僅占規劃總投資的6%。吉林受限于本省經濟原因，雖多方籌措資金仍難以滿足需要。

對此，他表示：“目前的水環境管理體制是各負其責，缺乏流域上下游的協同管理。2011年，財政部和環境保護部出臺了新安江流域水環境補償試點實施方案，由中央財政和安徽、浙江共同設立水環境補償基金，額度為每年5億元。如果河流出省水質沒有達到要求，上游省份給予下游省份一定的污染賠償。如果河流出省水質達到要求，下游省份從彌補上游發展的角度給予上游省份一定補償。這一試點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帶動效應，建議盡快完善推廣，協調吉、黑，吉、遼共同建立省際流域生態補償機制，促進上下游經濟、環境均衡發展。”

江蘇省人大常委會環資城建委主任夏鳴介紹說，在開展水環境保護執法檢查中發現，界定流域各行政區域水環境保護責任是依法治污的關鍵。為此，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在制定長江水污染防治等條例中，創立了上下游水質交接責任制和補償制度。凡上下游交接斷面水質未達到控制目標的責任地區政府，必須向受害的下游地區政府作出經濟補償。根據這一規定，江蘇省政府制定了水環境區域雙向補償辦法和實施細則，目前對省控66個斷面實行“誰達標、誰受益、誰超標、誰補償”，補償資金由省財政代扣。

趙玲對此表示認同，她建議水污染防治法應增加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和交接斷面水質考核制度。“浙江省自2009年開始，實施交接斷面水質考核制度，有力地促進了環境保護工作。建議修法增加這項制度，明確交接斷面考核結果與生態省建設考核掛鉤、與市縣政府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掛鉤、與建設項目環評和水資源論證審批掛鉤、與安排生態環保財力轉移支付和經濟獎罰掛鉤。同時，新《環保法》中已建立了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建議水污染防治法中增加相應內容，與之配套，并作進一步細化。”

她還提到，在水環境綜合治理過程中，涉及大量無主污染物的治理，根據國家相關法律，應當實施行政代處置，建議在修改時增加相關條款，給予政策支持，加強行政代處置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