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報：如何破解環保法庭“等米下鍋”的尷尬?

孫佑海：環保法庭“等米下鍋”主要源于地方干擾和自身的不作為。經過調查得出結論，一是地方對環境訴訟的干擾十分嚴重，二是法院自身缺乏擔當精神。

如，當年四川沱江發生嚴重污染的時候，許多律師躍躍欲試參與環境訴訟。但是，當地司法行政部門很快發出紅頭文件，明確要求律師一律不準代理沱江污染案件。法院以此為由，拒不受理相關案件，從而失去了一個通過環境審判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的良機。

推行立案登記制度，是對案件當事人訴權最為充分的保障，是解決“立案難”的改革重拳。

中國環境報：此次立案登記制改革將對環境訴訟帶來哪些影響?

孫佑海：我國立案登記制的改革措施，對解決環境案件的立案難，必將發揮重要的影響。這項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消減司法“地方化”的影響。這是維護國家法律統一適用的重要前提。

概言之，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存在，基層法院在受理案件時往往出于對特殊類型的案件設置專門的立案門檻，甚至會出臺專門內部文件以“正名”，導致權利當事人有案難立、有權難實現。立案登記制則必然要廢除這些非法的地方“土政策”，確保國家法律在國家各級法院統一適用。

此次改革還將對解決“民告官”的環境行政訴訟將產生重要的影響。對此，各級人民政府及其環境保護部門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要采取足夠的應對措施。

中國環境報：改革將對環境公益訴訟帶來哪些影響?

孫佑海：過去很多環境公益訴訟，在有關的社會組織向法院提起訴訟時，由于當地黨政機關或領導干預，而被“和諧”了。

立案登記制推行，對解決環境公益訴訟立案難問題有著積極意義。但我同時認為，這次改革對環境公益訴訟的影響是有限的。因為，最高法強調“有案必立”，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符合法律法規”，而不是隨意要求法院立案，法院也不會隨意立案。

新《環保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組織資格進行了一定的限定。如何解讀法律規定，是司法解釋要解決的首要和核心問題。

如，關于“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的界定。只要社會組織的宗旨和主要業務范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就可以認定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對社會組織提起訴訟的地域范圍則未予限制。同時，社會組織在起訴前的成立時間必須滿5年，一些專門為提起某項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而臨時成立的社會組織不應賦予其原告資格。

關于“無違法記錄”。司法解釋將“無違法記錄”限定為社會組織未因從事業務活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受過行政、刑事處罰，不包括情節輕微的違規行為，也不包括社會組織成員以及法定代表人個人的違法行為，同時，還將違法行為發生的時間限定在提起訴訟前的5年內。

而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還有證據方面的要求。有關的社會組織為搜集證據必然會有很大花費。證據提交之后，根據對方當事人的要求，還要求進行證據的鑒定。進行鑒定也需要很大一筆花費。所以，進行環境公益訴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