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已經到期，第二承諾期（2013-2020年）還存在很大的變數，而且減排力度和約束力也大不如第一承諾期。受累于歐洲經濟危機，歐盟已經失去對氣候變化的絕對領導力，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已經熱心不似從前。歐盟僅表示原則上同意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的美國退出了《議定書》，日本、俄羅斯、加拿大表態拒絕任何形式的《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法律文本。國際政策的不確定性決定了我國單純的CDM碳交易模式將面臨巨大風險，我國必須為碳交易尋找新的出路。

其實我國這種單純輸出CDM產生的CER的模式早已顯露弊端。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中，由于國內碳交易市場的缺乏，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我國在碳交易價格方面缺乏話語權，中國處于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低端。國外自身碳減排的成本大約為100美元/噸二氧化碳當量，但通過在中國購買CER僅需花費20美元/噸左右的價格。中國為全球碳市場創造最多的CER，被發達國家以低價購買后，包裝、開發成價格更高的金融產品在國外進行交易。因此當前國內的CDM項目類似于是一種賤賣初級產品的行為。

實際上，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碳減排責任和義務，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政府曾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在第二承諾期，我國在國際社會中將會承擔起更重大的碳減排責任，基于我國巨大的減排任務，我國很有可能會成為CER進口國，碳交易價格很有可能會維持在較高水平，賤賣過CER的中國企業將要開始高價回購CER。因此，當前中國政府需要在自身碳交易市場建設上多下功夫，掌握碳金融主動權，而相應地，碳交易行業中的賣“碳”翁們應該轉變思維，盡快占領國內碳交易市場的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