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
碳匯信用
市場逐漸關注從單一項目
減排轉向整體地域減排模式，且森林保護與各類金融機制結合的探索也不斷涌現。2025年8月初，巴西阿克雷州與渣打銀行啟動一項為期5年的合作協議，是目前國際上少見的由地方政府主導、國際金融機構作為唯一市場代理的 REDD+ 案例。本文以該案例為切入點，梳理 REDD+ 的發展脈絡及
碳信用交易的邏輯，并結合其他地區的實踐，分析森林保護、金融創新與社區受益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此過程中，文章重點關注三個方面：其一，REDD+ 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經驗及爭議；其二，阿克雷州案例的制度安排與運作邏輯；其三，不同區域的項目探索及其面臨的共性挑戰。
一、REDD+ 的發展脈絡、碳信用交易邏輯與市場挑戰
REDD+[1]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在 2010 年《坎昆協議》（決議 1/CP.16）中正式確立的一項機制。它是在 REDD（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排放）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而來，新增了三類活動：森林碳儲量的保護、可持續森林經營以及森林碳匯的增強。這一擴展使 REDD+ 不僅關注排放的減少，也強調森林作為長期碳匯的維持與提升，從而在全球氣候變化減緩中發揮更加全面的作用。
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3 年 UNFCCC 第九次締約方會議（COP9）。當時，巴西與美國學者提出了“補償性減排”（compensated reduction）的設想：即熱帶國家若能將森林損失控制在既定基線以下，應當獲得事后補償。隨后，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提出以國家森林覆蓋基線作為跨國補償的參考框架；同一時期，國際氣候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也從理論角度提出僅需 50–100 億美元即可“買斷”全球約三分之二的毀林[2]，從而以相對低廉的成本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大來源的估算假設。這些討論逐步匯聚為政治共識，并最終演化為REDD+機制。
REDD+ 的基本構想是建立一個以結果為導向的多層級績效支付體系（PES）：資金來源包括多邊基金、雙邊援助以及
碳市場，受援國政府則通過制定和落實國家戰略，激勵土地使用者和原住民、支持替代生計、強化能力建設與保護區管理，從而創造實際的減排條件。經核算與驗證的減排成果可量化為
碳減排量，并在部分框架下轉化為可交易的碳信用。
2007 年的巴厘島行動計劃（COP13）推動了地方性 REDD+ 項目的興起，此后跨項目、次國家和國家層面的“嵌套”[3]方法逐漸被提出，以解決碳信用歸屬與避免雙重計算的
難題。2015 年巴黎協定進一步確認了 REDD+ 的地位。截止至2023 年，全球已有數十個國家參與 REDD+ 實踐，推進中的項目超過 300 個。根據 UNFCCC 的統計，自 2013 年《華沙框架》確立以來，已有 60 個發展中國家報告實施了相關措施，覆蓋約 13.5 億公頃森林，并累計實現超過 116 億噸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果。[4]
表1 REDD+制度化演進
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在運作邏輯上，REDD+ 的核心是將核算和驗證后的減排/避免排放量（以噸二氧化碳當量計）轉化為金融資產。其市場價值取決于多個因素：基線設定的科學性、監測與報告方法的可靠性、對“永久性”的制度承諾，以及應對火災、非法采伐和極端氣候等外部風險的能力。換言之，REDD+ 不僅是一個技術性減排工具，更是一種“支付生態系統服務”的市場化機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將“保護森林”轉化為“經濟激勵”的渠道。
然而，在實踐中 REDD+ 也面臨多重挑戰。首先，市場波動明顯。近年來自愿碳市場整體承壓，REDD+ 信用價格與交易量下滑，買方逐漸偏向驗證度更高的“移除類”項目（如造林、藍碳）。其次，質量與信任
問題頻發，部分項目因基線過高、減排量夸大或社區收益兌現不足而受到質疑，削弱了其信用度。第三，收益分配矛盾突出，不少項目的社區回流比例偏低且缺乏透明度，難以維持當地支持。第四，買方承諾普遍短期化，以一次性采購為主，缺乏多年期協議，導致項目收入波動大。此外，涉及土地權屬和原住民權益的社會議題，也給 REDD+ 的推進增加了復雜性。
2024年發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 的研究也進一步印證了上述困境[5]。該研究基于 32 篇量化評估文獻，對 REDD+ 的環境與社會經濟成效進行了系統分析。結果顯示，REDD+ 在減少毀林方面確實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整體效果有限，且難以在項目結束后保持長期穩定；在社會經濟層面，雖然部分項目帶來了收入和資產的小幅提升，但并未顯著改善參與者的主觀幸福感。在一些案例中，女性參與者的幸福感反而下降，或因收益分配不均導致部分群體感受到損失。整體來看，REDD+ 的環境與社會績效仍低于預期，其有效性和公平性均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并受到項目設計、執行過程及外部市場環境等多重因素制約。
二、從雨林保護到碳市場：州級政府與金融機構的合作新模式
亞馬遜雨林作為全球最大的熱帶森林生態系統，是重要的碳匯和生物多樣性儲庫。其保護狀況不僅關乎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也直接關系到區域社會經濟的穩定。近年來，非法砍伐、土地濫用和極端氣候事件使位于亞馬遜西部的巴西阿克雷州(Acre)[6]面臨多重挑戰。2024 年的嚴重洪災導致超過2萬名居民被迫遷移[7]，凸顯了生態系統脆弱性與社區韌性建設的緊密聯系。
圖1 巴西阿克雷州地圖
來源：http://www.v-brazil.com/tourism/acre/map-acre.html
在此背景下，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與巴西阿克雷州政府于今年8月簽署了一項為期五年的合作協議：計劃由渣打作為唯一市場代理，在全球自愿碳市場銷售該州的森林碳信用。這一安排屬于司法轄區級 REDD+（Jurisdictional REDD+）模式，即以地方行政區劃作為減排單位制定減少毀林與森林退化的規劃，核算避免排放（Avoided Emissions）并轉化為可交易的碳信用額度。
與傳統的項目型 REDD+ 不同，司法轄區級 REDD+ 的特征在于由地方政府統一制定森林治理
政策、組織減排核算和集中注冊，再通過市場代理進行統一銷售。具體到該項目的運作，首先阿克雷州政府將主導一系列政策制定和監管，以防止森林破壞和促進低碳發展。例如，州政府加強土地使用監管，限制非法砍伐；同時推動低排放畜牧業和次生林復林，并支持社區主導的可持續旅游。這些政策和監管行動是整個項目的實施基礎，確保森林保持完整并持續發揮碳儲存功能。接下來，州政府會將基于上述政策和監管行動所減少的排放量，即森林碳減排成果或森林碳資產，予以登記和交易。這些資產可被提交至 Architecture for REDD+ Transactions（ART）[8]平臺注冊，并按照國際認可的 TREES[9]
方法學進行監測、報告和核查（
MRV），以驗證減排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在完成
認證后，渣打銀行作為唯一的市場代理，將這些碳信用指標在全球自愿碳市場交易。協議預計阿克雷州未來可簽發最高 400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碳信用，其中首批約 500 萬噸計劃于 2026 年發行。憑借渣打在 53 個國家的業務網絡，這些碳信用將對接到有
碳中和目標的跨國企業和機構買家，使森林保護成果真正進入市場流通。最后，交易所得將按照協議規定進行分配，其中72% 的收益直接返還給社區群體，包括原住民、橡膠工、河岸居民和家庭農業家庭，用于低排放畜牧業、次生林復林、免砍伐清地、社區旅游以及應對洪水、干旱等極端氣候事件。28% 的收益則用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特別是在森林監管、
第三方核查以及設立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專項應急資金。
圖2 阿克雷州、渣打銀行REDD+運作圖示
來源：根據公開資料生成
從合作動因考慮，這一合作對雙方都具有一定現實價值。對于阿克雷州而言，這或許可提供一條探索性路徑，嘗試將長期生態資源逐步轉化為財政收入，從而為提升森林治理水平、改善部分偏遠社區的經濟狀況，并增強其應對氣候風險的能力創造條件。對于渣打銀行而言，這不僅是參與全球碳市場的一次嘗試，也有助于在自然資本相關金融產品領域積累經驗。通過獨家代理銷售，渣打或可在碳信用的定價、交易流程和客戶對接中發揮一定作用，并與全球有減排承諾的企業建立聯系，拓展未來的業務網絡。
然而，關鍵問題在于：司法轄區 REDD+ 是否真能化解 REDD+ 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困境？歷史經驗顯示，答案并不樂觀。早在 2010 年，阿克雷州便創設了 SISA（環境服務激勵體系）[10]，被視為全球首個司法轄區 REDD+ 項目，試圖通過制度安排將森林保護與社會發展結合起來。然而，后續研究發現[11]，原住民與橡膠工等群體雖然承擔了最核心的減排責任，卻未能獲得與其貢獻相稱的收益，暴露出社會承諾與實際回報之間的落差。這表明，司法轄區 REDD+ 雖在統一基線、避免重復計算和吸引規模化融資等方面優于單體項目，卻并不能自動彌合公平分配的結構性難題。也因此，本次合作中提出的 “72% 收益返還社區”，可以被視為對早期批評的直接回應。然而，它能否真正兌現公平與效益的雙重目標，仍需在未來的實踐中接受檢驗。總體而言，阿克雷案例不僅揭示了司法轄區 REDD+ 的操作路徑，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它既展示了在政治與市場關聯邏輯下動員資源的可能性，也識別出了REDD+在公平與分配等結構性問題上無法輕易化解的結構性困境。
三、全球多層級探索案例
阿克雷州的司法轄區 REDD+ 模式并非孤立實踐。在全球范圍內，森林保護與碳市場結合的路徑呈現出多樣化特征：有的依托跨國融資平臺推動制度改革，有的依靠大型單體項目追求規模化減排，也有的強調社區主導的基層行動。不同治理層級的探索各有亮點與局限，構成了 REDD+ 與相關生態市場化機制的多元實踐圖景。[12][13]
在中非剛果盆地，中非森林倡議（CAFI）自 2015 年設立，匯聚了挪威、法國、德國、英國等主要捐助國資金，并通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執行。CAFI 并非直接生成碳信用，而是作為司法轄區層面的融資與治理平臺，幫助剛果盆地國家制定 REDD+ 戰略、完善森林治理和監測體系，為未來進入績效支付機制（如 FCPF、GCF 或雙邊 REDD+ 協議）奠定基礎。然而，由于部分國家政治不穩定與治理能力不足，資金撥付與改革進程常常延誤，限制了其整體成效。[14]這凸顯出，國家與司法轄區層面的治理能力，是 REDD+ 能否落實的關鍵前提。
在印尼加里曼丹島，Katingan Mentaya 項目[15]則代表了大型單體 REDD+ 項目的路徑。該項目覆蓋約 15 萬公頃泥炭地森林，通過恢復水文條件、防止轉化為工業種植園等措施，避免了大量潛在
碳排放，并嘗試結合社區發展與生態旅游以增強綜合效益。然而，因基線設定與減排量計算問題引發媒體質疑，項目的市場聲譽受到沖擊。盡管項目方與標準機構 Verra 隨后作出回應，這一案例仍揭示出大型市場化 REDD+ 項目市場信譽的兩個關鍵考量：一是方法學是否經得起檢驗（如基線設定、額外性、泄漏與永久性管理）；二是信息披露和對外溝通是否充分（假設、數據和審計材料是否透明可得）。這兩方面雖相互獨立，卻可能疊加放大市場疑慮 — 即便方法學符合規范，如果缺乏清晰的披露和解釋，外部主體仍可能產生合理的不信任。
肯尼亞的 Mikoko Pamoja 藍碳項目展示了另一種路徑[16]。它并非 REDD+ 項目，而是一種由社區主導的藍碳機制，通過保護與恢復紅樹林生成碳信用，并將收益全部用于當地公共事業，如學校建設和供水設施。該模式的最大亮點在于透明性與社區直接受益，有效增強了地方參與與支持。但由于規模有限，項目難以進入大型買家的采購體系，復制與擴展性也受到制約。這表明，社區型項目雖在合法性和公平性上更具優勢，卻在市場規模化和金融可持續性方面存在挑戰。
總體而言，這些案例展示了森林與生態系統碳市場化的三類特點：跨國融資機制側重本地制度賦能，大型 REDD+ 項目追求規模化減排但受制于信任風險，而社區型項目（包括藍碳）強調公平與參與，卻難以突破規模瓶頸。與阿克雷的司法轄區探索相互參照，它們共同揭示了全球性難題：如何在環境保護、市場邏輯與社區受益之間找到平衡。
四、森林保護與碳市場的持續挑戰
阿克雷州與渣打銀行的合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森林保護與碳市場如何結合的清晰案例。它展現出一種可能的路徑：通過司法轄區 REDD+ 架構，政府集中治理與核算，金融機構介入市場銷售，收益再反饋到社區，從而把森林保護嵌入經濟循環。這一邏輯鏈條回應了 REDD+ 長期以來面臨的資金不足、市場信任和社區激勵不足等難題。
然而，阿克雷并不是孤例。中非、印尼、肯尼亞的探索顯示，森林金融化的路徑多樣且復雜。跨國合作有資金優勢，但受制于治理能力；大型項目規模可觀，卻容易因方法學爭議損傷信譽；社區驅動透明度高，但規模有限。不同模式各有得失，折射出森林碳市場仍處于試驗與調整的階段。
REDD+自 2003 年提出以來已走過二十年，且大量研究表明其環境與社會效益經常無法達到預期：毀林減少幅度有限，經濟收益未必提升社區獲得感，部分地區還因分配不均引發社會矛盾。這說明，REDD+ 的難點并不僅僅在于融資和監測，更在于如何平衡科學嚴謹、市場信任與社會公平這三重要求。
從這個意義上看，阿克雷模式更多是一種探索而非終極答案。其資金分配比例、市場定價機制和長期穩定性等主要指標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檢驗。能否真正帶來持久的減排成果、并使社區真正受益、且避免市場波動，仍是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因此，以碳匯信用市場促進森林保護仍是一條“未竟之路”。它既展現出創新潛力，也暴露出執行與公平的難題。未來能否真正形成一個兼顧環境成效、市場信任與社區福祉的穩定機制，將決定 REDD+ 以及更廣泛的生態金融實驗能否走向成熟。
腳注
[1]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 Retrieved August 29, 2025, from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climate-action/what-we-do/redd
[2]Stern, N.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嵌套方法（Nesting）是指在不同層級（項目級、司法轄區級、國家級）之間對溫室氣體減排和碳匯的核算與報告進行統一。詳見：https://vcmprimer.org/chapter-15-how-does-redd-nesting-work/
[4]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 Decade of REDD+: Notable Achievements by Forest Nations. UNFCCC, 29 Nov. 2023, https://unfccc.int/news/a-decade-of-redd-notable-achievements-by-forest-nations. Accessed 29 Aug. 2025.
[5]Wunder, S.; Schulz, D.; Montoya-Zumaeta, J. G.; B?rner, J.; Ponzoni Frey, G.; Betancur-Corredor, B. et al. Modest forest and welfare gains from initiatives for reduced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 2024, 5, 394. https://doi.org/10.1038/s43247-024-01541-1
[6]阿克里州(Acre)地處巴西西北部邊境，與秘魯、玻利維亞接壤，是亞馬遜流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7] Davies R. Acre river floods in Brazil, Bolivia and Peru – February 2024. Copernicus Global Flood Monitor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 European Commission.
[8]ART（Architecture for REDD+ Transactions）是一個國際自愿機制平臺，用于登記、認證和發行轄區級 REDD+ 成果，旨在確保減排量的環境與社會完整性，并吸引跨國氣候資金支持。詳見：https://www.artredd.org/
[9]TREES（The REDD+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Standard）是 ART 制定的核算方法學，用于量化和驗證 REDD+ 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與碳移除成果，確保其真實性、附加性、永久性并避免雙重計算。詳見：https://www.artredd.org/trees/
[10]根據 CIFOR（國際林業研究中心）的案例報告，SISA（Sistema de Incentivos a Servi?os Ambientais），全稱為阿克雷州環境服務激勵體系，是世界上首個轄區級 REDD+ 計劃系統，由阿克雷州在 2010 年通過州法律（第 2,308 號）正式建立。詳見：https://www2.cifor.org/redd-case-book/case-reports/brazil/acres-state-system-incentives-environmental-services-sisa-brazil/
[11] Silva, J. A. & Correia, F. V. (2022). A political ecology of jurisdictional REDD+: investigating social-environmentalism,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29(1), 567–587. https://doi.org/10.2458/jpe.2983
[12] Ravikumar, A., Larson, A., Duchelle, A., Myers, R., & Gonzales Tovar, J. (2015). Multilevel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ransitioning towards a national approach for REDD+: evidence from 23 subnational REDD+ initi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9(2), 909–931. https://doi.org/10.18352/ijc.593
[13] Boyd, W., Stickler, C., Duchelle, A. E., Seymour, F., Nepstad, D., Bahar, N. H. A., & Rodriguez-Ward, D. (2018). Ending Tropical Deforestation: Jurisdictional Approaches to RED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vernors’ Climate and Forests Task Force (GCF). https://www.gcftf.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ending-tropical-deforestation-jurisdictional-approaches-redd.pdf
[14] Lawon Olalekan, “DRC logging contracts suspended as audit uncovers serious violations,” Mongabay, May 6, 2022, https://news.mongabay.com/2022/05/drc-logging-contracts-suspended-as-audit-uncovers-serious-violations/
[15] Katingan Mentaya Project, “About the Project,” Katingan Mentaya Official Website, accessed August 29, 2025, https://katinganmentaya.com/
[16] Plan Vivo Foundation, Mikoko Pamoja – Kenya, updated July 24, 2025, accessed August 29, 2025, https://www.planvivo.org/mikoko-pamoj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