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保護補償是生態文明制度的關鍵，旨在打通“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通道。2024年6月，《生態保護補償條例》正式實施，為進一步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然而，基層實踐仍面臨標準缺失、動力不足、效能低下的困境，影響生態保護成效和區域協調發展。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當前在推進條例落地過程中，必須直面問題，明確“補多少”“錢從哪兒來”“如何補”“怎么補”等關鍵點，并從價值核算、資金供給、模式創新和數字賦能等維度協同發力，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基層實踐效能。

　　構建一體化價值核算體系，破解“補多少”難題。生態資源價值涵蓋資源存量、服務流量及資本增量，需納入統一核算框架予以全面考量。資源存量反映現有資源狀況，是生態系統中各類自然資源的總量、規模和質量等基礎數據；服務流量體現生態系統服務，如水源涵養、氣候調節、休閑游憩等；資本增量關注經濟增值潛力，是生態資源在未來可能帶來的經濟收益。綜合三者可精準衡量生態資源價值，為補償提供科學依據。

　　由此，可建立中央、省級和縣域不同層面的“三級核算標準”。在中央層面，應出臺生態補償核算技術相關指南，細化森林、濕地、草原、農田等大類指標，做好框架性頂層設計，引導生態補償核算更加具體、更有可操作性。在省級層面，應引入“機會成本+發展權損失”復合模型，制定差異化調整系數，使生態補償更加公平合理。在縣域層面，應建立動態監測臺賬，定期更新生態資產數據，及時反映生態資源的變化情況，為生態補償的核算和動態調整提供數據支持。比如，浙江省在生態補償核算中就引入了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體系，通過科學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生態補償提供了精準的數據支持，顯著提升了補償的科學性和公平性。

　　構建多主體協同的多元籌資機制，破解“錢從哪兒來”難題。生態保護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受益范圍廣泛，但成本難以由單一主體承擔。因此，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的多元籌資機制是破解資金供給問題的關鍵。政府在生態保護中承擔主導責任，市場通過經濟手段激發活力，社會力量提供廣泛支持和參與，三者相互配合，形成有機整體。

　　從政府層面來看，優化財政資金配置是奠定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基礎的關鍵。應建立“縱向補償保底線、橫向補償促均衡”的財政體系。中央財政需重點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地區，確保生態保護基本需求得到有效滿足。省級政府則應建立橫向補償基金池，根據區域生態保護實際效能按比例分檔籌資，促進區域間的合作與均衡發展。

　　從市場層面來看，激活市場化造血功能是拓寬生態補償資金供給渠道的重要途徑。鼓勵各省市建立自然資源收儲交易中心和“生態銀行”，整合省市縣森林、草原、濕地等生態資源，創建標準化資產包，利用市場化機制進行開發和交易，促進自然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增值利用。例如，福建省三明市通過建立“生態銀行”，將分散的生態資源進行整合，形成可交易的資產包，成功引入社會資本，拓寬了生態補償資金的來源渠道。

　　創新“復合型補償模式”，破解“如何補”難題。生態系統功能多樣，涉及多維利益相關者。基層單一補償方式，如資金補償，難以全面體現生態功能價值、平衡各方利益。個別地區將資金補償用于促進短期經濟發展，甚至挪作他用，無法解決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期需求，導致資金浪費和保護目標落空。

　　因此，需創新“復合型補償模式”，通過多種方式組合，提供持久有效激勵。一方面，在核心生態保護區實行“生態保護績效+碳匯增量”階梯式補償模式，激勵保護區參與碳匯交易，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贏。另一方面，在生態經濟協同區推廣“補償資金折股量化投資”模式，讓保護者通過項目分紅獲得收益，提升生態保護內生動力。此外，針對不同需求和利益訴求的生態保護主體，提供個性化補償方式，如對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市場準入等政策激勵；對居民給予就業機會、教育和醫療等社會福利；對表現突出者給予榮譽稱號和表彰，提供支持政策和技術技能培訓。例如，云南省普洱市采用“生態保護績效+碳匯增量”階梯式補償模式，提升了保護區保護積極性，通過碳匯交易獲得額外經濟收益，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

　　建設“數字支撐”賦能系統，破解“怎么補”難題。在數字經濟時代，構建生態保護數字支撐體系是必然選擇。基層生態補償實踐需要依靠數字技術解決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實現生態保護投入和效能產出的全流程精準評估與實時驗收，為生態補償提供科學精準的決策依據。

　　各省市應打造“天—空—地”一體化監測網絡，整合衛星遙感、無人機巡檢和物聯網傳感器，借助AI識別技術，構建分鐘級響應的生態監測系統，提升生態監測效率與準確性。基于監測結果，構建“區塊鏈+智能合約”支付系統，將補償條件轉化為智能合約代碼。當生態產品供給質量（如上游水質、碳匯增量）達到補償標準時，系統自動觸發并實時支付補償金，縮短資金撥付周期，提高效率，確保補償資金使用的透明度與公正性。同時，開發“生態補償數字孿生平臺”，構建縣域三維可視化決策系統，模擬不同補償方案的經濟生態社會效益，優化生態補償方案，提升資金使用效率。例如，江蘇省通過“區塊鏈+智能合約”支付系統，實現了生態補償資金的實時支付與透明管理，顯著提升了資金使用效率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