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三五”時期能源結構調整的力度好于預期。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從2005年的72.4%下降到2019年的57.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從2005年的7.4%上升到2019年的15.3%。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占比42.0%、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占比32.7%。柴麒敏進一步建議，“從‘十三五’時期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增量來看，其中20%左右來自于煤炭消費、80%左右來自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因此有必要在‘十四五’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實現新增能源消費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來滿足。”

　　“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也進入到了一個低增速、低增量的階段。通過政策和行動力度的強化，有望在‘十四五’后進入到一個平臺期。”柴麒敏說。

　　中國要在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十四五”是最為關鍵的時期，要為百分百實現新達峰目標奠定堅實基礎。柴麒敏解釋，這意味著部分地區、部分行業在“十四五”期間要提前達峰或進入排放的平臺期，才能保證在2030年前全國整體達峰。

　　中國要力爭實現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意味著需要在3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從碳排放的最高峰減到最低點。柴麒敏指出，歐盟整體以及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溫室氣體排放就已達峰，歐盟在其2019年發布的《歐洲綠色新政》中承諾，要在2050年前實現氣候中和，這就意味著上述國家從碳達峰到實現碳中和的歷程大約有70年左右，可以較為從容地安排經濟社會的轉型。相較之下，中國面臨的壓縮式的挑戰，需要我們付出更多努力。

　　“十四五”規劃建議將推進清潔生產，發展環保產業，推進重點行業和重要領域綠色化改造；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發展綠色建筑；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降低碳排放強度，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等多項納入其中。

　　“減碳”之路，有兩種不同的路徑。柴麒敏介紹，其中一種路徑就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間對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達到相對較高的峰值，然后開始下降。“這代表了一部分決策者的觀點，如果這樣，之后下降的曲線就會非常陡，減排率也需要很高，才能在30年左右的時間達到凈零排放。”如果采用這一“先沖高、后驟降”的減排路徑，挑戰大，造成的全社會經濟損失也大。以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為例，通常壽命期都在30年至40年，如果現在多上煤電、煤化工、石油石化等項目，就會產生高能耗、高排放的鎖定效應。

　　“如果把原本壽命期是30年、40年的高碳工業、能源、建筑和交通的基礎設施提前淘汰或棄之不用，將有可能造成規模化的擱置資產。”柴麒敏計算，如此“硬著陸”帶來的損失，年均將產生額外1.3萬億元的經濟代價。或者考慮采用末端治理的方式，如對“十四五”上馬的火電廠、煉鋼、水泥等高碳產業，加上碳捕集的裝置。基于目前的技術評估，這一方式相較于從源頭部署，治理成本也要高出不少。

　　另一種路徑就是從“十四五”開始就嚴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提高政策和行動的力度，在2030年前達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峰值，然后開始一個先緩后急的下降。柴麒敏建議，“后一種路徑更為科學，碳中和愿景的實現更多需要推動高效能源管理和能源結構的突破性調整。”國內主要研究機構的分析結論表明，中國要實現2060年前碳中和的愿景，2040年左右要實現電力系統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實現能源系統的近零排放。以此倒推，在“十四五”期間就要考慮不再增加或盡可能少增加化石能源新設施，并不存在沖高峰值然后經濟減排的路徑，不然將產生額外捕碳成本或造成擱置資產，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不必要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