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升溫趨勢持續逼近關鍵閾值，氣候風險的系統性、極端性與不確定性顯著增強，提升氣候適應能力已成為關系到發展與安全的緊迫任務。這場由高碳發展模式引發的全球危機，既暴露出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集體行動困境，也深刻凸顯了重構人與自然關系、在強化減排的同時全面推進氣候適應型社會建設的戰略必要性。

我國始終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應對氣候變化全面融入國家發展總體布局，堅持減緩與適應并重，統籌推進綠色低碳轉型與氣候韌性發展。今年9月，我國在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中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氣候適應型社會”的目標。這充分展現出國家進一步強化頂層設計、健全制度體系，推動氣候適應工作從被動防御向主動謀劃、從局部示范向全域治理系統性升級的戰略方向。

全球氣候適應行動面臨的三重困境

當前，氣候適應雖被納入各國政策主流進程，但在實踐中仍面臨系統性不足、落實進度滯后、公平性缺失等挑戰。這說明，傳統發展模式與碎片化治理體系在應對系統性風險時存在局限，凸顯了從發展理念到治理機制進行全面變革的緊迫性。

一是行動破碎化。盡管減緩與適應并重已成國際共識，絕大多數國家將適應納入國家自主貢獻，部分小島嶼國家更將其融入中長期發展戰略，但整體上，適應行動仍呈碎片化特征，缺乏統籌謀劃與戰略協同。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的結構性短板依然突出，制約著發展中國家適應能力的提升。同時，部分國家本國優先的短期政策取向削弱了多邊合作共識，干擾了全球氣候治理進程。根本上，這一局面暴露出全球公共物品供給的深層矛盾，反映出當前治理體系在協調全人類共同利益與各國國家利益方面的能力欠缺。實踐表明，唯有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才能有效破解適應行動協調不足等難題，助力各國有效應對氣候挑戰。

二是韌性構建赤字。城市是推進適應的關鍵場域和創新前沿。近年來，全球城市適應在規劃、基礎設施、風險管理和社會參與等多個維度持續深化，綜合應對框架逐步完善，政策工具和實施路徑日益豐富。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許多城市的基礎設施規劃與建設仍沿襲傳統工程思路，對氣候風險的長期性、復合性和極端性認識不足，也未能充分重視城市系統內部高度關聯、相互影響的運行特征，導致關鍵領域對復合型氣候沖擊的韌性不足。一旦重要節點失效，極易引發連鎖反應，帶來級聯性風險。這表明，單純依靠“硬工程”等技術手段，難以有效應對系統性氣候風險。因此，必須轉變“重局部輕整體、重建設輕系統”的傳統觀念，強化系統思維和底線思維，把城市作為生命有機體來統籌謀劃，將適應行動深度融入城市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以更高站位推進城市韌性建設。

三是公平性缺失。近年來，全球氣候適應技術持續發展，創新成果不斷涌現，但其分配格局卻嚴重失衡。相關專利數量雖快速增長，卻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對氣候沖擊最敏感脆弱的國家則長期處于技術供給邊緣。“適應鴻溝”與“技術鴻溝”相互疊加，成為當今世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氣候領域的突出表現。這一現象表明，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在技術等資源配置方面仍存在制度性障礙，客觀上強化了資本和技術向優勢地區集聚的“馬太效應”，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應對中的結構性劣勢，制約了全球適應能力的整體提升。要彌合這一鴻溝，各國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務實合作踐行公平正義，通過制度型安排，推動技術、資金向發展中國家傾斜并促進成果共享，使氣候治理真正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倡導的共建共治共享。

我國氣候適應型社會的構建路徑

面對氣候危機加劇和全球治理赤字的雙重挑戰，我國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系統推進發展理念、治理模式和合作范式的深刻變革。

氣候適應既是對工業文明發展模式下人與自然關系失衡的積極應對，更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戰略選擇，是推動發展方式系統性轉型的重要抓手。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綠色轉型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這揭示出生態保護、風險防范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統一，促使氣候適應從被動防御的“成本負擔”轉向主動謀劃的“戰略投資”。實踐層面，我國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堅持系統謀劃，持續將適應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的實施，標志著適應工作進入系統化、制度化新階段。“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并將“完善適應氣候變化工作體系”列為重要任務，推動氣候適應向系統治理、源頭防控和協同增效的新范式演進。

我國一直堅持系統觀念，將“系統適應”確立為基本原則，推動適應工作從局部應對向整體治理轉變。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的科學認識，將氣候適應全面融入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統籌推進生態保護修復、災害風險防控與綠色空間塑造。通過實施重大生態工程，推廣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顯著提升生態系統穩定性與氣候韌性，不僅筑牢了國家生態安全屏障，也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

我國堅持分類指導、試點先行、梯次推進的策略，開展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逐步形成覆蓋不同氣候帶和發展類型的示范網絡。各試點城市因地制宜，將適應目標融入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全過程，形成了一批系統化解決方案。例如，深圳構建智慧治理指標體系，促進氣候適應與城市治理深度融合；上海建立基于精細化風險評估的防洪排澇系統，推動單一工程向全域系統治理轉型；武漢通過海綿城市建設，形成雨洪管理與生態修復協同的綜合適應網絡，有效提升城市水文系統的氣候韌性。這些實踐不僅切實增強了本地的氣候適應能力，也為全球城市韌性建設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國經驗。

我國堅定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將生態文明理念深度融入全球發展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及南南合作框架，持續深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氣候適應領域的務實合作。通過技術培訓、聯合研究、人員交流等多種方式，推動適應知識、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共享，著力提升發展中國家自主應對氣候風險的能力。中國秉持“授人以漁”的理念，注重增強合作國的內生發展動力，為縮小全球適應能力差距、推動構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提供了可持續的公共物品。

我國氣候適應實踐的全球啟示

我國建設氣候適應型社會的實踐，根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創新與制度探索，本質上是一場發展范式的深刻變革。這一進程不僅顯著提升了國家自身的氣候韌性，也為破解全球氣候治理結構性、機制性困境提供了重要啟示。

其一，理念革新是根本。應對氣候危機不能僅依賴技術修補或局部調整，必須推動發展邏輯的深層重構。我國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將生態安全與氣候韌性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推動發展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轉變。這使得氣候適應從被動應對的外部約束，轉化為驅動綠色轉型的內生動力，并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我國的實踐表明，唯有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觀，推動文明形態向生態化、可持續方向演進，才能從源頭上破解全球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困境。

其二，系統治理是關鍵。碎片化、部門分割式的應對模式難以應對系統性氣候風險。我國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方法論基礎，堅持全國“一盤棋”統籌推進，構建起規劃引領、空間保障、工程支撐、制度協同的整體性適應體系。這說明，一個具備戰略定力、系統統籌力和高效執行力的治理體系，是破解政策分割、行動滯后、資源錯配等關鍵難題的制度基礎，為有效推進氣候適應工作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三，公平合作是方向。應對全球氣候危機是超越國界的集體行動。我國在扎實推進國內適應的同時，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南南合作等機制推動適應知識、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共享。這表明，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公平正義導向，切實回應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能力建設方面的迫切需求。我國倡導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著力彌補全球治理赤字，為推動構建包容、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注入了關鍵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