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產品主要分為物質類產品、調節服務類產品和文化服務類產品三大類。其中，調節服務類生態產品作為公共物品，包括氣候調節、水源涵養、土壤保持、固碳和釋氧等，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市場化和商品化水平低，難以在市場上交易和流通，難形成一致的市場價值，難形成現金流進入信貸體系。解決調節服務類生態產品價值核算與變現過程中的“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四難”）問題，能夠有效打通“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之間的雙向轉化通道。

完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標準，破解“難度量”。“難度量”的核心在于調節服務類產品的無形性、公共屬性與價值隱匿性，導致其難以被傳統市場體系量化與認可。破解“難度量”問題要加強本地化參數庫與動態監測能力建設。鼓勵基于生態地理分區，基于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框架，開展長期定位觀測與實證研究，構建符合區域生態系統特征的本地化參數數據庫，以提升核算精度。同時，深度融合“3S”技術（遙感RS、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與物聯網傳感器網絡，構建“空—天—地”一體化的生態監測網絡，實現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實時、動態量化與可視化表達，為價值核算提供持續的數據基底。建立生態資產賬戶與信息平臺。探索編制區域性“生態產品總值（GEP）資產負債表”，定期核算與發布GEP及其變動情況，使其成為反映生態資產存量與流量的“晴雨表”。依托統一化的數字平臺，實現核算結果的透明化、可查詢與可審計，增強其公信力。

深化生態產品金融工具創新，破解“難抵押”。“難抵押”源于調節服務類產品產權界定模糊、價值不確定性高以及缺乏有效的風險緩釋機制，導致其難以成為合格的金融抵押品。破解“難抵押”問題要構建生態資產“資本化”的法律基礎。在堅持自然資源國家所有的前提下，通過確權登記、頒發特許經營許可證、生態用地使用權證等形式，清晰界定各類生態資產的經營權、收益權等用益物權。探索“生態占補平衡”“指標轉讓”等制度，賦予生態權益一定的排他性和可轉讓性，為其成為合格抵押品奠定法律基礎。創新多元化綠色金融工具，鼓勵金融機構基于經認證的生態產品價值，創新推出“生態資產抵押貸款”“生態信托”“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同時，由政府牽頭或引導市場機構設立“生態價值風險補償基金”或“生態產品風險緩釋憑證”，為金融機構提供風險分擔與損失補償，降低其放貸顧慮，激活生態資產的金融屬性。

培育多層次的補償與權益交易市場，破解“難交易”。“難交易”體現為調節服務類產品交易平臺缺失、供需對接不暢及交易成本過高。因此，破解“難交易”問題必須培育和發展多層次的市場模式，為價值實現提供高效的配置場所。優化政府縱向生態補償途徑。將GEP核算結果及其變化率作為中央對地方、上游對下游轉移支付的核心考核依據，推動生態補償從“按投入補償”向“按績效補償”轉變，實現生態補償標準的科學化與精細化。創新市場橫向交易模式。大力健全與發展排污權、用水權、碳排放權等交易市場，將調節服務轉化為可計量、可交易、可抵銷的合規權益憑證，為其開辟直接的市場化變現渠道。推廣“生態銀行”模式，由政府授權機構對碎片化的生態資源進行產權整合、系統修復與提質增值，隨后將其包裝成資產包或項目包，通過特許經營、租賃、入股等方式引入社會資本進行可持續經營，實現資源的資產化、資本化。

拓展產業化與需求導向的價值轉化路徑，破解“難變現”。破解“難變現”關鍵在于推動產業化運營和精準對接市場需求。推動“生態+”產業融合發展。推行基于原產地的生態標簽認證體系，使源自高生態價值區域的農副產品、文旅服務能通過品牌溢價獲得生態紅利，實現價值間接變現。引導地區發展深度依賴優質調節服務（如潔凈空氣、宜人氣候）的生態康養、自然教育等新興業態，將公共生態產品轉化為可體驗、可消費的經營性產品。堅持需求導向的價值開發。精準識別并創造市場對生態產品的需求，例如，通過政策約束（如碳配額）創造企業對碳匯的需求；通過綠色產品認證引導消費者對背后的生態價值付費；通過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將下游的“需求”轉化為對上游保護者的直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