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威脅日益加劇,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是履行大國責任的承諾,更是推動經濟結構綠色升級的核心戰略。這一目標的實現,亟須將環境成本納入經濟活動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當前,財會領域綠色核算仍面臨多重挑戰。環境數據的采集、計量與驗證缺乏統一標準,導致核算結果可比性不足；企業缺乏主動披露環境信息的動力,傳統績效評價體系與綠色核算目標存在沖突；政策激勵與監管手段的協同性不足,進一步延緩了綠色核算體系的落地進程。在此背景下,探索“雙碳”目標驅動下綠色核算體系的加速構建路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文章將分析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和技術創新破解環境數據整合難題以及通過政策工具激發企業參與綠色核算的內生動力,旨在為企業優化戰略決策、社會提升監督效能提供參考,助力“雙碳”目標實現。

　　一、“雙碳”目標與綠色核算體系的理論概述

　　(一)“雙碳”目標的提出及其重要性

　　“雙碳”目標是我國基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展示了我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的新努力和新貢獻,彰顯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推動全人類共同發展的堅定決心。這一目標的提出,體現了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對環境保護的主動擔當,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從全球視角看,溫室氣體過量排放導致極端天氣增多、生態系統退化等問題威脅各國人民的生存與發展。我國提出“雙碳”目標既是履行《巴黎協定》承諾的實際行動,也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信心與動力。從國內發展需求看,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加劇等問題；“雙碳”目標通過倒逼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優化和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向綠色低碳方向轉型,助力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平衡。

　　(二)綠色核算體系的定義與作用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以原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為基礎,將資源環境因素納入其中,通過核算描述資源環境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提供系統的核算數據,為可持續發展的分析、決策和評價提供依據。傳統經濟核算僅關注GDP增長,忽略了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成本,綠色核算體系通過計算資源損耗、污染治理成本等能夠揭示“高污染、高耗能”發展模式的真實代價。政府和企業基于這些數據可以更科學地制定政策、調整生產方向,從而引導全社會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發展模式轉變。綠色核算體系也是落實“雙碳”目標的重要工具,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需要精確掌握各行業、各地區的碳排放總量、來源及減排潛力。政府可以依據綠色核算結果明確重點控排行業,設定差異化的減排目標；企業則通過核算數據優化生產工藝、提升能源效率,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從而推動“雙碳”目標的實現。

　　二、財會綠色核算體系構建面臨的挑戰

　　(一)數據基礎薄弱,環境信息難獲取

　　在財會綠色核算體系構建過程中,數據基礎薄弱的問題直接阻礙了構建進程。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在記錄資源消耗、碳排放等環境數據時采用各自獨立的定義和計量方法,有的企業僅統計了直接生產環節的能源消耗,不記錄運輸、倉儲等間接環節的碳排放數據；有的企業按照國際標準計算了碳排放量,而另一些企業則采用地方性標準。混亂的環境數據統計方式導致數據來源分散、口徑不一致,無法形成可比性和連貫性。環保部門掌握了污染排放數據,能源部門掌握了企業能耗數據,而企業內部的財務系統則單獨記錄成本信息,這些數據分散在不同部門或機構,難以通過有效渠道整合為完整的綠色核算基礎資料,碎片化的數據環境使得綠色核算難以系統化推進,嚴重降低了核算結果的科學性和可信度。此外,企業作為綠色核算數據的主要提供者,其自身環境管理能力的不足也是導致數據基礎薄弱的重要原因。許多企業尚未建立專門的環境數據管理體系,對資源消耗、污染排放等信息的記錄停留在表面階段,管理層認為環境數據的收集和整理需要額外投入人力、物力,但短期內難以轉化為直接收益,因此選擇優先完成財務報表,簡化了環境數據的整理,從而導致環境數據的真實性、完整性與可靠性難以保障,直接削弱了綠色核算體系的數據基礎。

　　(二)利益協調困難,多方協作不足

　　綠色核算的主體較多,包括政府、企業、第三方機構、公眾等,各方的核心目標和利益訴求存在顯著差異,影響了協作的順利推進。其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監管者,負責推動綠色轉型、實現“雙碳”戰略,因此更關注環境數據的全面性和核算結果的公益性。企業作為被監管對象,其核心目標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潤；一些企業擔心完整披露環境數據會暴露高污染、高耗能問題,面臨處罰風險,因此選擇不披露。會計師事務所、環保認證機構等第三方機構在綠色核算中承擔數據驗證、報告審計等職能,但其營利性質會導致行為偏差。第三方機構會為維持客戶關系而放松審核標準或為降低成本簡化核查流程,導致核算結果可信度下降。而公眾作為環境問題的直接受影響者,雖然關注綠色核算的公正性,但缺乏參與監督的專業能力和有效渠道。綠色核算需要跨部門的數據共享與政策聯動,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責劃分不清晰:中央政府制定宏觀核算框架,但地方政府因經濟發展壓力弱化了環境監管；同時環保、財政、統計、能源等部門各自掌握部分環境與經濟數據,但部門間數據共享壁壘高、交換頻率低,數據難以實現精準的匹配與高效整合,這也影響了財會綠色核算體系的構建。

　　(三)企業動力不足,社會認知度低

　　建立綠色核算體系需要企業投入大量資源用于更新數據管理系統、培訓專業人員、采購監測設備等,這些成本在短期內難以轉化為直接經濟效益。對于利潤率較低的中小企業而言,這種投入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消費者、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尚未普遍將環境績效作為決策的依據,消費者更關注產品價格而非碳足跡標簽；投資者雖逐漸重視ESG(環境、社會、治理)指標,但在實際投資中仍以財務回報率作為優先考量的指標,導致企業認為綠色核算的成果難以轉化為實際收益,因此更傾向于維持傳統經營模式。此外,雖然部分政策要求企業披露環境信息,但缺乏細化的執行標準和懲罰措施,企業敷衍應對；政府對綠色核算的宣傳教育力度不足,公眾、企業對綠色核算的認知停留在表面,難以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推動力,使得綠色核算長期處于邊緣化狀態。

　　三、“雙碳”目標驅動綠色核算體系加速構建的路徑

　　(一)建立統一數據平臺,規范信息采集

　　“雙碳”目標,綠色核算體系的加速構建需從統一數據入手,即明確環境數據的采集范圍、計量方法、統計口徑,建立統一數據平臺。平臺的建設由國家牽頭,聯合環保、能源、統計等部門共同制定覆蓋全行業的資源環境核算標準,界定直接排放、間接排放的核算邊界,并規定鋼鐵、電力、交通等不同行業碳排放的具體計算方法。在統一標準的基礎上,構建覆蓋全國的數據共享平臺,整合環保部門的污染排放數據、能源部門的能耗數據、統計部門的經濟活動數據、企業的自主上報數據以形成綜合數據庫。并同步開發統一的數據接口和交換協議,企業通過標準化模板上傳碳排放信息后,平臺可自動將其與能源消耗、生產工藝等關聯數據核對,減少人工干預誤差。在數據的調用上,政府機構可獲取完整數據用于政策制定,企業僅能查看自身及行業平均水平,公眾則能夠訪問公開的匯總信息,依托這一共享平臺,分散的環境數據將能夠實現集中管理與動態更新,從而為綠色核算的效率和準確性的提升提供支持。

　　(二)完善協作機制,明確各方責任

　　國家級協調機構的建立能夠推動綠色核算各方主體的協作,該機構應由國務院直接領導,成員包括環保、財政、統計、能源等部門代表,負責制定跨領域政策、協調爭議并監督執行。地方政府則設立對應分支機構,確保中央政策在地方落實時不被扭曲。國家級協調機構成員應定期針對數據沖突、責任推諉等問題快速協商解決,以減少條塊分割導致的協作低效,持續推進綠色核算體系建設。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通過立法明確企業環境數據上報的義務,規定數據范圍、頻率、真實性要求并配套獎懲措施。企業若虛報碳排放數據,那么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而如果其能夠按時保質完成上報,則可獲得稅收減免等激勵。公眾具有監督權,可通過平臺舉報數據造假、參與環保聽證減少推諉空間,迫使各方主動履職。在線舉報平臺可用于快速反映問題,提示相關部門及時介入核查；參與環保聽證時則要積極提出實際訴求,幫助政策制定更貼近現實需求。　

　　(三)加強政策激勵與宣傳引導,提升認知

　　提升企業參與綠色核算的動力,需對積極完善環境數據管理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低息貸款,而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提高環保稅、能源使用費,倒逼其轉型。政府可設立綠色技術研發基金,補貼企業升級監測設備或引入第三方審核服務；同時,資本市場需配套支持,將環境數據質量納入企業信用評級,引導投資者優先選擇綠色核算達標的企業。在提升社會認知需從公眾、企業和政府三方面同步推進,針對公眾,可制作科普短片解釋碳排放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增強直觀理解。針對企業,組織行業培訓,指導管理層和員工掌握數據采集、核算的方法,并強調綠色轉型對品牌形象與市場機會的長期價值。針對地方政府官員,應將綠色核算納入干部考核與培訓體系,強化其政策執行意識,從而為綠色核算提供廣泛社會支持。

　　四、結語

　　綠色核算體系的加速構建面臨數據基礎薄弱、多方協作不足、企業動力缺失等挑戰,但通過建立統一數據平臺、完善協作機制、強化政策激勵可破解這些挑戰。這些措施不僅有助于實現環境成本的精準量化與披露,還能推動企業將生態責任納入戰略決策,為“雙碳”目標落地提供支撐。未來,隨著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與國際碳核算規則的逐步接軌,綠色核算體系將逐步向智能化、動態化方向發展,為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核心工具。

　(作者系東莞城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