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碳源與碳匯是兩個相對的概念，碳源指自然界中向大氣釋放碳的母體，碳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體。減少碳源一般通過二氧化碳減排來實現，增加碳匯則主要采用固碳技術。

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貯存庫和緩沖器。有關資料表明，森林面積雖然只占陸地總面積的1/3，但森林植被區的碳儲量幾乎占到了陸地碳庫總量的一半，對于減緩溫室效應至關重要。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京都議定書》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開的締約方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達成，各國同意減少六種人為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的排放量。

《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正式生效后，形成國際“炭排放權交易制度”（簡稱“碳匯交易”）。在此后一系列氣候公約國際談判中，國際社會對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匯聚作用越來越重視。《波恩政治協議》《馬拉喀什協定》將造林、再造林等林業活動納入《京都議定書》確立的清潔發展機制，鼓勵各國通過綠化、造林來抵消一部分工業源二氧化碳的排放。

碳匯造林指在確定了基線的土地上，以增加碳匯為主要目的，對造林及其林木（分）生長過程實施碳匯計量和監測而開展的有特殊要求的造林活動。與普通的造林相比，碳匯造林突出森林的碳匯功能，具有碳匯計量與監測等特殊技術要求，強調森林的多重效益。

《巴黎協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2016年4月22日在紐約簽署的氣候變化協定。

《巴黎協定》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一些國家領導人和國際機構高官發表講話或聲明，對這一協定誕生表示歡迎。

2016年4月22日，是人類歷史上意義非凡的一個“世界地球日”。100多個國家齊聚聯合國，見證一份全球性的氣候新協議《巴黎協定》的簽署，這將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譜寫重要一頁。

2016年9月3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國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則成為23個完成了批準協定的締約方。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評估，造林具有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雙重功能，是未來30年到50年增加碳匯、減少排放的成本低而可行性高的重要措施。我國政府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莊嚴承諾：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

《巴黎協定》共29條，當中包括目標、減緩、適應、損失損害、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全球盤點等內容。

從環境保護與治理上來看，《巴黎協定》的最大貢獻在于明確了全球共同追求的“硬指標”。協定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努力。只有全球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峰值，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才能降低氣候變化給地球帶來的生態風險以及給人類帶來的生存危機。

從人類發展的角度看，《巴黎協定》將世界所有國家都納入了呵護地球生態確保人類發展的命運共同體當中。協定涉及的各項內容擯棄了“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體現出與會各方多一點共享、多一點擔當，實現互惠共贏的強烈愿望。《巴黎協定》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下，在《京都議定書》、“巴厘路線圖”等一系列成果基礎上，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進一步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

從經濟視角審視，《巴黎協定》同樣具有實際意義：首先，推動各方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積極向綠色可持續的增長方式轉型，避免過去幾十年嚴重依賴石化產品的增長模式繼續對自然生態系統構成威脅；其次，促進發達國家繼續帶頭減排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財力支持，在技術周期的不同階段強化技術發展和技術轉讓的合作行為，幫助后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再次，通過市場和非市場雙重手段，進行國際間合作，通過適宜的減緩、順應、融資、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等方式，推動所有締約方共同履行減排貢獻。此外，根據《巴黎協定》的內在邏輯，在資本市場上，全球投資偏好未來將進一步向綠色能源、低碳經濟、環境治理等領域傾斜。

據預測，2020年，全球碳匯交易額將達30000億美元。業內專家、學者普遍看好林業碳匯前景。